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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淮安日报】范小青刘醒龙淮师专访
来源:淮安日报 2013-11-26 08:24:49 跟帖 打印

   淮安日报11月26日B2版整版报道   11月19日至20日,江苏省作协主席、著名作家范小青,湖北省作协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,著名作家刘醒龙先后来到淮阴师范学院,作了题为《文学与当下社会》、《回归寂寞,回归经典》的讲座,《淮阴师院报》记者王新鑫和本报记者严正冬对两位作家进行了深度访谈,特将对话实录整理刊发,以飨读者。

 用文学构筑精神家园

    好作品是需要提炼的,对社会现实的故事也好,民间故事也好,都需要提炼,要判断哪一些东西是适合成为文学作品的,哪一些是没有多大意思的,这就要养成观察和思考的习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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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上半年有幸采访复旦的陈思和先生,他有一个著名的“民间理论”,他把您也归入到了“民间”文学作家这一派,因为您写底层人物的故事比较多,您认同吗?您的写作素材怎样从民间得来的?
  范小青:很难说清楚,大部分写作故事在生活中没有完整的原型,我是不会按照原型写作的,但有自己完整的感受,然后在这种完整的感受下去塑造人物,去写故事。如果一个作家听到一个故事,按照他听到的样子,去写出来,这样是不高明的,谁都会去做,差别只是文字的好坏而已。好作品是需要提炼的,对社会现实的故事也好,民间故事也好,都需要提炼,要判断哪一些东西是适合成为文学作品的,哪一些是没有多大意思的,这就要养成观察和思考的习惯。
  记者:有人说您的作品表达的是一种“温柔的现实主义”,同意这种说法吗?因为在您的作品里有一种温婉平和,也可以说是不温不火,这应该和个人性格相关吧?
  范小青:对,和个人性格有关。但我的作品也是有变化的,近几年的作品就不是“温柔的现实主义”,它跟人的经历、阅历有关系。可能在上世纪90年代,或者新世纪初时,被称为“温柔的现实主义”是可以的,那时对人生的态度,对社会的态度不是很强硬的那种,是温柔、谅解、宽容。但现在我觉得我的作品发生了变化,是我的经历带来的变化,也是这个社会变化之后带来的变化。
  我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作家,我认为生活中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不要去拒绝,但是内心需要警醒。
  记者:《城市之光》、《城市表情》、《城市片断》这几部小说应该构成了您对城市人物的一个细致观察,所写的城市是苏州,是吴文化,您觉得您的小说和城市气质有内在联系吗?
  范小青:我的很多小说都以苏州为背景吧,即使作品没有写具体是哪里的人,也会带有一点苏州人的印象,比如用手机,一个苏州人用手机,一个东北人用手机,感受是不一样的,但我并没写这个人是苏州人还是东北人,这里面肯定有差别的。我在苏州生活了这么多年,苏州的地方特色,家乡的那种印记是摆脱不了的,无论如何我都写不出一个东北人碰到一件事情的那种感受,我的感受呢,就代表了大部分的江南城市,不一定特指苏州吧……
  记者:同样的,这几部小说表述的是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,他们的名字是农民工,很好奇您是怎么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的,因为年轻的农民工并不是不会表达,而是社会的光怪陆离使他们不想表达。
  范小青:对的,这就是新一代农民工嘛。他们和老一代不一样,他们的生活状态值得我们关心。我可能不一定会专门去采访他们,但在生活中我会积累、关注他们的状态,比如今天到什么地方谁跟我讲一些什么我就会记住。我有一个朋友开公司,他就跟我说他们公司的保安,都是住集体宿舍的,每个月的上半个月晚上,宿舍都没有人,他们和城市人一样下馆子、上网吧、看电影,到了下半月就都窝在宿舍里,因为工资花完了。他们是不会回去的,可是他们要结婚生子买房,他们也没有计划性,未来该怎么办。朋友说的时候是无意的,我就会从中想到一些问题,还有平常生活中接触的送水的、搬运的、送快递的……作为一个敏感的人,能从细微中体察到这些文学性的东西。
  记者:您写过一个短篇,《我们都在服务区》,想问问您现在是否用手机?信息化如此泛滥和发达,这会不会对写作造成困扰?作为一个作家,是应该秉持传统方式还是紧跟这个时代的潮流?
  范小青:我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作家,我认为生活中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不要去拒绝,但是内心需要警醒。现代化给我们带来方便,同时也侵蚀一些东西,这些侵蚀的部分你尤其要警醒。当然,这种享受和运用是适度的,要学会适可而止,比如手机要用,不然就太不方便了,但不要过分沉迷。一切都是为了让写作进行下去,要去判断什么程度会影响你的写作,什么程度反而还会帮助你的写作。
  年轻人是很难,没有经验,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因为我们没有宗教,许多东西都是世俗化的,真正的信仰是你内心里要有敬畏,而现在我们恰恰缺少这个。
  记者:在从事专业写作之前,您当过几年文艺理论教师,您觉得如果书写文学史,您能代表或被概括成某个流派吗?有没有属于“女性主义”的独特表达?
  范小青:不能,我的作品没有这样的表达。“女性主义”应该有两个概念,一个是女作家表达自我,还有就是专门以女性为对象来写作的,那我的作品这两个概念都不存在,所以应该不能归入“女性主义”的范畴。我的作品很难评论,因为它“不入流”,自成流派,这也是我内心不受拘束的表现。
  记者:您觉得现在的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可以归入到文学史、或者纯文学的范畴吗?
  范小青:它肯定不是纯文学,文学有很多种,有类型文学,有网络文学,有传统的纯文学。这个词也不是我们提倡的,因为你说“纯”就意味着别人不“纯”,我们更多是用传统文学来表达这个概念。
  记者:在物化的当下,社会风气浮躁,您曾经讲过文学的作用就是一盏灯,对于现在的90后大学生,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,引导他们创造自己的文学氛围,让心灵宁静?
  范小青:慢慢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吧,这个社会光怪陆离,诱惑很多,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年轻就什么也不考虑。年轻人是很难,没有经验,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因为我们没有宗教,许多东西都是世俗化的,真正的信仰是你内心里要有敬畏,而现在我们恰恰缺少这个。内心有一定的空间和完全麻木地活在这个世界肯定是不一样的,年轻人要慢慢朝着这个方向努力,学着去倾听,了解自己……
 
写作是一场漫长而寂寞的长跑
 
  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我宁愿相信我身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这不是自我欺骗,这是给自己生活的信心,给写作一种力度,这不是虚幻,也不是虚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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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很久以前,由于电影《凤凰琴》去读您的小说,前两年您把这部小说续写成了获奖的《天行者》,想问问您这两部作品变化大吗?
  刘醒龙: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不同,它由于篇幅的原因有很多局限,《凤凰琴》是写我生命中的某种感动,但到了《天行者》就不一样了,它写的是一段历史中的命运感,写的是一群人的命运。简言之,中篇里面是我的一种感怀,而长篇则是命运,文学最打动人的就是对人的命运的把握。
  记者:您的第一篇作品是《黑蝴蝶,黑蝴蝶……》,还记得发表时的心情吗?您觉得自己和文学有缘吗,是不是一种命运的安排?
  刘醒龙:好像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命运总是眷顾我,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,但后来不这么想了——有一句很经典的话:当你总是碰到机遇的时候,说明一点,你的选择是对的,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。机遇在那个地方,但是你选择的路错了,你永远也碰不到机遇,当你不断地感到机遇扑面而来时,那你的选择就对了。回到刚才那个“浮躁”的问题,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面临浮躁和寂寞,我没参加过高考你知道吗,周围的人都去参加高考了,但我没去,为什么没去,这怪不了别人,得怪我自己。当时厂里书记不让去,别的工友都去了,我听话,书记叫不去就不去了。书记的话也很有道理,“你们这些青工都去考大学了,那工厂还办不办?”我觉得这话有道理,厂里这么栽培你,你应该感恩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那时我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,我觉得读不读大学对我也没多大意思。后来有很多人转行做官了,有些人现在就退休了,只有我还是这样,吭哧吭哧在那写。当我写得有点模样的时候,县里的一个好朋友,一个官员,跟我说,你幸亏是搞文学的,幸亏你没有去做行政,你要是去做行政,肯定一塌糊涂,你搞不好的……
  记者:在小说里,我感觉您在还原一种生活的真实,因为那些人物就好像在我们身边,这是否得益于您平时的细致观察?因为毕竟不可能去一一体验角色,但您给了他们尊重。
  刘醒龙:当然,人和人相处最紧要的就是对别的个体的尊重,这种尊重以前无从可谈。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我宁愿相信我身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,这不是自我欺骗,这是给自己生活的信心,给写作一种力度,这不是虚幻,也不是虚构。人生的意义本来就应该这样,我们走了很多的路,爬了很多的山,过了很多险关,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往美好。
  我对故乡真正的确立,一直要到我爷爷去世,我送爷爷回去安葬,然后磕头,那一头磕下去豁然开朗,你的一切,你的来源,你的归宿都在这里,这感觉就不一样了,突然之间关于故乡的这些东西就都有了。
  记者:今天的主题是寂寞和经典,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命题?在快速发展和物化的当下,我们苦恼的不是没有选择,而是选择太多,您觉得远离喧嚣,回归孤独是文学必须的吗?
  刘醒龙:人生活得寂寞一点更好,更能体会到生活的奥妙和美妙,文学也是这样。道理极其简单,比如你要写个几十万字的长篇,每天都应酬,猴年马月也写不出来,而且说实话,写作要一以贯之,一口气,中间不能中断,你断了一下,断断续续的,就会感觉接不上,它的语感、节奏都不对了。获茅盾文学奖之后,有两年了,活动特别多,实在没办法,只好把手机关了,躲在家里,即便是这样,还是有很多打扰过来,一部长篇写了一年,到现在还没有写完……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更有意思,活着不是为别人,是为自己,要按照自己的方式,浮躁的社会,别人说好,那我也跟着起起哄,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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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者:从《黑蝴蝶,黑蝴蝶……》到《圣天门口》,您的小说和农村生活、乡土经验一直紧紧联接在一起,您认可自己是一位乡土作家吗?中国的乡村给了您什么样的文学滋养?
  刘醒龙:乡村不仅给了我滋养,乡村可能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全部的滋养,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都市文学体系。前不久我担任金鸡奖的评委,评出一个最佳故事片《中国合伙人》,这么一个写北京“新东方”的很棒的故事,可是导演是香港人陈可辛,很多人觉得奇怪,陈可辛怎么对大陆阐释得这么好啊,我说一点不奇怪,我们的导演没有真正的都市生活经验,我们都是乡镇生活经验,顶多是县城生活,而陈可辛是在香港国际都市中成长起来的,他对城市生活的体察是不自觉的,所以他自然就拍出来了。你看我们导演拍的,都是拍那种“土得掉渣”的,越拍越带劲,满口北京巷子的“脏话”,你要让他说“雅”一点的,他就“雅”不起来,说不出味道来……
  记者:作家对故乡有绕不开的情结,曾经读过您的一首小诗,“这是我第一次描写父亲,请多包涵,就像小时候我总是原谅小路中间的那堆牛粪”,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比喻?从资料中得知,由于父亲工作变动原因,您一直没有自己的故乡,一直“漂泊”着,能谈谈您的故乡情结吗?
  刘醒龙:你们现在还年轻,体会不深。落叶归根,真的,没有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。我小时候,对故乡的情结也很淡,我出生没多久,一岁多,就被从城里用箩筐挑到山里,没有公路嘛。我在山里完成了教育,完成了青春期成长,其实那时生活也很颠簸,因为父亲工作经常变动,一两年就换一个地方,我没有朋友,一两年是不可能建立什么深厚的友谊的,不像在一个地方一起长大的小朋友,所以我感觉是没有故乡的。我对故乡真正的确立,一直要到我爷爷去世,我送爷爷回去安葬,然后磕头,那一头磕下去豁然开朗,你的一切,你的来源,你的归宿都在这里,这感觉就不一样了,突然之间关于故乡的这些东西就都有了。有了你就挥之不去了,你就在心里记惦着,每年最少清明节要去给爷爷磕个头,去年我把父亲送回去了,回去就更多了,回去就得磕头,一抔黄土,一个大男人在那里,大家都不认识,但回去多了,自然就有人知道你是谁了。
  我们去青藏高原,茫茫的荒野上突然出现了一顶黑色的毡房,几十公里见不到一个人,往往只是见到一两个人或者生畜或许只是一只藏獒,那个时候你就感动了,就是因为那么卑微的生命也以最顽强的姿态存在着。
  记者:外界对您的作品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读,比如《天行者》被说成是反映基层教育的,《分享艰难》被说成是反映贪官的,但我想说您在注重每一个个体,对吗?作为作家,您怎样看待卑微者的生命价值?
  刘醒龙:大众经常把我们的作品归于某种题材,这是我们的文学教育出了问题,文学绝不是由题材决定的。就像《天行者》,它有大量的读者,其中很多是城市读者,他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,但是他们很感动,为什么很感动,它写出了生命的普遍价值,也可以说是普世价值,就是人,不管什么人,哪怕最卑微的人,你的价值何在……作为一个民办教师,他拼命地想转正,他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认可自己的价值,这也是对自己付出的奉献的劳动的一种认定。
  很多写小人物的故事,它感人,也就在这一点,哪怕最卑微的人,他有一种原动力在背后潜藏着。我们去青藏高原,茫茫的荒野上突然出现了一顶黑色的毡房,几十公里见不到一个人,往往只是见到一两个人或者生畜或许只是一只藏獒,那个时候你就感动了,就是因为那么卑微的生命也以最顽强的姿态存在着。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,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卑微,无论是皇族还是政坛领袖,死后还不是“千秋功过,任人评说”,戏说都可以。在自然面前,谁都是卑微的,那么文学就是要写出卑微生命的伟大意义。
  记者:您今年才做过金鸡奖的评委,其中有几部影片是小说改编的,您对文学和影视的关系怎么看?您觉得文学经典可以被不断地改编成影视作品吗?
  刘醒龙:文学促进了影视的繁荣,但影像会对文学完全颠覆,我的原则就是不对改编存有太大期望,能放多低就放多低,这样我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。此外,我们要注意,影视是完全不同的一门艺术,它是由多人创作参与的,是群体性的作品。我这次当金鸡奖评委有一个很深的感受——电影无文学,现在没有最佳剧本,所谓的最佳剧本就是导演的分镜头剧本,它没有文学性可言,这也是中国电影无法逾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,电影的文学性如果不加强,我们的电影最终就沦落为一种简单的娱乐。
  根本上,写作是一件很漫长的事,它和做任何事一样,不是看你一下子跳得多高,而是看你能够走多远。
  记者:对于像阿乙、盛可以这样“刀锋”一样的写作,您持什么态度?
  刘醒龙:我也年轻过,我也玩过“刀锋”,年轻时不玩,还能指望老时去玩吗?无论是什么“刀锋”,我想年轻人写作一定要有锋芒,那种才华逼人的呼之欲出的锋芒,否则以后就没机会了。
  记者:您主编《芳草》杂志,对80后、90后年轻人的作品看得多吗,他们存在什么样的问题?
  刘醒龙:我也看稿子,看得很多,好的差的我都看过。根本上,写作是一件很漫长很寂寞的事,它和做任何事一样,不是看你一下子跳得多高,而是看你能够走多远。对年轻人来说记住这点很重要,真正的写作不是靠外力影响,最终还是靠内力、靠内功。
  记者:今年韩少功出了《日夜书》、苏童出了《黄雀记》,媒体称他们为“集体怀旧”,您的新作也是这样吗?
  刘醒龙:肯定不是怀旧的,但有纪念价值,等着看我的新作吧。

  报道链接:http://szb.hynews.net/harb/html/2013-11/26/node_12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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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:王新鑫 严正冬 审核:王新鑫)
本文来源:淮安日报责任编辑:王新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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